讀 郭力昕「以相機寫生活日記？」

以相機寫生活日記？ 論「家庭照片」

書寫攝影 郭力昕作
元尊出版社
第二章 論攝影與大眾文化
P71~76

幾年前，在台灣電視上一個攝影器材的廣告片裡，演員李力群對著觀眾，說著大約是這麼一句廣告詞：「我是用相機跟照片寫生活日記」。不錯，用相機寫「生活日記」的人，其數量之多、應用之普遍，早已超過任何其他記錄生活的書寫方式。

事 實上，家居快照(或生活紀念照)及旅遊照片，正是維繫攝影工業與器材消費市場於興旺不墜的兩大支柱，尤以前者為最。今日恐怕很難找到幾個家庭，不曾擁有至 少一台傻瓜相機，或者沒有幾本照相簿(如果不是堆滿幾抽屜、來不及整理入簿就得清入垃圾桶的「影像扎記」)。許多父母以相機逐月逐日地記錄新生嬰兒的成長 軌跡與自己的喜悅；嬰兒成長後，又拿起相機繼續記錄家人與自己的生活點滴，與各種值得拍照留念的時刻：生日、畢業、結婚、出遊、全家福......。

約 略與攝影行為普及化的同時，我們的傳統社會結構與家庭倫理價值系統，由於受到西方工業化與現代化的衝擊，也起了很大的變化。家庭雖仍舊提供著安身立命、療 傷慰藉的功能，但觀念的代溝、親子或成員之間的愛恨糾結矛盾，也是十分普遍甚至益形嚴重的現象。家，套一首通俗歌曲的詞，雖仍是許多人「眼淚歸去的方 向」，卻恐怕也是愈來愈多的人掙扎地想「逃出去的地方」。

家庭的意涵改變了，攝影的技術進步了，但家庭攝影的拍照概念與影像意義，百多年 來卻一成不變。這裡所謂的一成不變，不只在於過去的人嚴肅而端莊地在攝影師鏡頭前擺姿勢拍家庭合照；今日人們仍舊正襟危坐地在照相館拍全家福照片而已。更 主要的是，我們各自擁有的家庭生活照片裡，普遍地存在一種互相雷同且未曾改變過的影象內涵。

你可以做一個小實驗。隨便翻開一本自己的或是 家人/親友的照相簿，首先算算看，找到幾張照片，其中的人不帶著笑容？然後，再試試看，能否在整本相簿中，找到一張父母打小孩、或丈夫打太太的照片？有沒 有一張叛逆不羈、已脫離家庭關係，或犯了罪坐過牢的家庭成員的照片？能看到一張離了婚的配偶的照片嗎？家庭成員死亡後，入殮前的照片呢？可不可能有這樣的 生活紀念照？

如果這類性質的照片不容易或根本不可能在相簿中出現，那麼，為什麼？如果一個人的真實生活中有喜怒哀樂各種情境與遭遇，為什 麼一旦拍照，就非得擺出一副制約性或強迫性的笑容？某個家庭的成員之間可能充滿矛盾糾葛的複雜情感關係，可你在他們家客廳牆上掛著的那張放大裝框的全家福 照片裡，是絕對看不到一點那個真實情況的影子的。你看到的，一定是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集體微笑圖。

父權霸行、家庭暴力、夫妻仳離、親人過世，難道不也是許多家庭(或就最後一項而言，是所有家庭)真實生活的一部份嗎？為什麼我們在影像的「生活日記」裡，刻意或不自覺地遺漏這些生活記錄？

我 們捨不愉快而只取歡笑，說明了這些影像和什麼「寫生活日記」大致上是扯不上關係的。不僅由於這種「寫日記」的方法太輕易隨手或題材太具選擇性，更是由於這 些帶著制式微笑的照片裡，呈現著一種造作欺妄的純真與美好；家庭相簿，本質上就是一種狄斯奈樂園式的照片集錦，它呈現的是個無菌的、單純歡樂的世界。

家庭生活照的功能，多少也有點像好萊塢的通俗喜劇。人們進入電影院裡，取得短暫的感動、歡笑、移情或某種匱乏的補償，並獲得暫時的勇氣，繼續面對並不那麼美好的現實生活。人們也按照類似的概念，年復一年地拍攝與編選生活照片，在相簿裡建造一個歡樂、幸福、美滿的家庭故事。

我們似乎永遠都如此地需要這個故事，以取得安慰與自信，不論其中有多少自欺欺人的成分，也不論這個故事從來能否全然實踐。

由於人們對「幸福美滿」這個故事的共識與集體渴望，家庭攝影，一如家庭本身，也變成了一種社會機制；無論透過傻瓜相機或專業攝影師，家庭照片的製作與內容， 是被一套社會大眾的倫理、習俗與行為模式所規範出來的，它也必須遵循這個規範，不容許離經叛道的影像實驗或藝術創作，更遑論呈現其他的真實。

也許有人會以台灣攝影禮服公司不斷「求新求變」的專業結婚照為例，做為反駁：看看現下結婚照在表現手法上的日新月異，和從前兩人併肩排排坐、木木地看著鏡頭傻笑的照片，怎能同日與語呢？怎麼不是創作呢？

我必須承認，台灣(或說台北)的專業婚紗攝影，在某個意義上，大概的確是獨步全球的。我走在倫敦街上，看到他們攝影禮服公司的櫥窗照片，仍是蠻傳統的概念， 比起咱們台北結婚照裡營造的那一大堆氣氛、道具、「戲服」、「劇情」、電影語言......，他們這兒簡直落伍太多啦。

台灣的人們，為什 麼似乎特別需要在結婚儀式和結婚照片裡建構想像與幻覺，在此暫不討論，這是另一個話題了。我想指出的是，無論結婚照的表現手法如何翻新花樣，它們萬變不離 其宗地提供著同樣一個訊息：這是一對天作之合的璧人，他們從此將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這張結婚照就是最好的影像證明。在福華、凱悅或任何其他的婚禮宴會廳 入口，總是架著這麼一張裝在華麗畫框裡的影像承諾，讓所有參加喜宴的親友能夠駐足觀賞、凝視幾秒鐘，然後滿意地進去吃飯。

這兒引出另一個 有趣的問題：家庭生活快照及個人紀念照片，究竟是為誰而拍攝的？當然，我們會馬上想到一些喜歡獻寶的人，愛對到家拜訪的親友進行精神體罰，話沒聊上幾句就 搬出一疊相簿強迫客人欣賞。不過，按照常理，生活照片應該是個人經驗的一項補捉與收藏，它具有私密性，並不預期要展示給眾多的外人觀看。然而，不僅結婚照 已變成是為了搏取眾親友賓客的的羨慕與認可而拍，任何其他的拍照場合，我們通常也不敢不讓自己最「正確」而愉悅的表情/造型在快門瞬間被補捉下來，好像每 一張個人生活照都將會在公眾的眼前曝光似的。

英國《衛報》一位女性主義專欄作家蘇珊‧摩兒(Suzanne Moore)曾說，我們每個人都帶著一腦袋關於家庭影像的理想化了的版本，然後在拍攝各類生活照片時，即自動配合或扮演那個理想樣本裡的造型，好像我們的 生活方式必須以此為據。結果是，每個人模擬演出的生活影像，和別人的都一模一樣；我們以同樣的概念補捉(或設計)小寶寶的可愛表情，拍下同樣的壽星吹蠟燭 的生日快樂畫面，同樣的全家福、婚紗照......。

我不禁再度浮起那個正逐漸成為真實的惡夢：麥當勞與可口可樂將統一了我們的味覺，美國流行音樂將統一了我們的聽覺，科達軟片則將統一了我們的視覺，而好萊塢電影恐怕已經統一了我們的情緒。在這單調得令人不寒而慄的模擬世界裡，還剩下多少趣味與可能性？

今夏在倫敦一項題為《誰在注視家庭攝影》的大型攝影展，即試圖在家庭生活照片這個主題上，提出相當尖銳的質疑與批判，並提供了寬廣的可能性。我在另一篇文字裡提過，這項展覽的價值並不在其規模之大，而是在其觀點之新。

這 項展覽是由此間著名的攝影評論作家威廉絲﹝Val Williams﹞策劃編選，她以多種陳列/組合方式，凸顯了傳統家庭攝影的某些特質，更挑選了許許多多名不見經傳的歐美攝影工作者拍攝家人或自己的作 品。在這些作品中，攝影者以比較誠實勇敢的角度，注視並描繪家庭成員比較複雜的真實面貌，或既親近又疏離的關係。威廉絲在展覽目錄中說，她在此展覽裡對家 庭/家庭攝影的批判觀點，並不意味著對家庭價值的否定，但她也不打算繼續童騃(ㄞ/)地歌頌樣板式的快樂家庭的神話。她只希望提出一些問題，讓觀者重新審 視「家庭照片」，也同時認真思考「家庭」這個課題。

也許有人會說，西方社會的家庭結構與倫理，本來就崩解得比我們社會要嚴重得多。這大概是個事實吧。但是，九○年代台灣的家庭情境，仍停留在美好的舊日裡嗎？如果不是，那麼，我們對自己不時在製造的家庭影像與生活快照，以及這個製造的行為，能有什麼樣的反省與變革呢？

一九九四.十一.十二

每個人都有自我的嚮往，而我們生活週遭的多數人，在社會主流價值的「薰陶」下，內心所架構的那個童話世界，情境如此相似，角色扮演如此雷同，也就絲毫不足為奇。作者認為，當時普遍的家庭攝影，緣於眾人的集體思想與行為模式所構建出來的軟性規範；它並不表達真實，亦無心於記錄，留存的，純粹是對甜蜜的想望。

對我而言，拿起相機，把眼前想要留住的情景記錄下來，本就僅是攝影作用的一部分，這部分的影像與腦中記憶連結而作用，它留下了我親自走過的足跡，當時觀看的角度，這是自我私秘珍藏而無用宣示於人的回憶。而另一部分，私心希望以相機寫下一些故事，用自己主觀的目光，創造自我風格的影象，如果可以點起旁人的一星火光，也算是意外之喜。

對於影象成為某些象徵意義的展示、宣告、誇耀，在這個資本主義領導主流價值的時代，是越來越難以避免了，我無法評價，好惡隨個人，雖然這種如同要將人洗腦的東西往往惹得我不悅。題外話，在這數位充斥的時代，大夥懶得用太多的腦子思考複雜的意念，轉而消費簡單、直接、甜美而醉人的影像，好像成為現下的潮流，同樣的，得益於科技的進展，對主流的反思與挑戰，也漸漸有了發表管道，能喚醒多少大腦與眼睛，關乎未來社會的多元發展，很有趣。


如果讓你有機會選擇一輩子僅能扮演一部電影裡頭的主角，你會希望是怎樣的角色呢？如果化為自己的人生，你希望能有怎樣的舞台與演出呢？如同不少女人心中一直藏著一個美麗的芭比，不少人的答案會出乎意料的相近嗎？大多數人對幸福美滿的渴望，以及在現實環境的桎梏下，帶著無奈的人們從螢光幕中求取補償，移情於現下流行的幸福產業商品，甚至以帶著夢幻的指尖觸摸自己成就的照片留影，那分感動與補償，雖然廉價，卻是相當有效。


作者郭老似乎也挺喜歡批判資本主義與歐美優越主義，甚至以此期許攝影工作者。這篇當中的論點，也許對大部分的攝影藝術創作者而言是攝影ABC，然而，對我這井底之蛙還是有相當的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