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比亞流水日記 -- 2008/01/06 與美國志工夫婦吃晚餐

1/6 Sunday
恬靜舒適的一天，微微沁涼的早晨，點點陽光穿過樹葉灑進室內，啜飲一小口馨熱的香茗，在書桌前懶懶地看書，看累了再跨上單車繞小村落一圈，享受一陣和煦陽光的撫照。

晚上在住處有個小宴會，邀請戴夫Dave跟雪倫Sharon夫婦來作客，算是回敬元旦時請我們喝一頓飲料。很輕鬆的聚會，一鍋早就準備好的燉菜，一鍋前晚團部聚餐的薑母鴨湯，再由皖傑下廚炒兩盤菜，以buffet方式，拿取喜愛的食物後找個舒適位子坐下享用。
晚餐時間約在六點，並沒有久等，在禮貌性地帶領他們逛逛庭院菜園後，進到室內稍坐，然後，嗯，別忘了他們所為何來，咱們動手吧。
出乎意料，他們對薑母鴨的接受度挺高的，直誇美味，感謝大鄭媽的神奇廚藝，客人喝得臉上發光。聽Sharon說他們之前到馬來西亞時，曾被款待品嚐美味的花生，而餐具只有筷子，所以算是經過歷練，使用筷子毫不生疏，雖然說老外使用過筷子的比例很高，但像他們這樣愉快地用筷子進食，應不多見。

由席間談話知道一些事：
Peace Corps志工期間為27個月，在當地語訓三個月後，即分發到各村落去進行工作兩年。三個月語訓課程，還包括文化課程，對當地的歷史、習俗等有概略認知，甘比亞的語訓有一段時間不在首都，而是北岸的一個村莊中，人口不少，沒水沒電沒瓦斯(但竟然很高比例的村民有手機！)，靠著跟當地人接觸來進一步導正自己的語言學習；最後還有語言測驗，包括口試，尤其是到偏遠地區的志工更是要求達到一定的標準，否則在當地完全沒有人會說英語的情況下，無論生活或工作都難以進行。最後還有一項類似黃金傳奇的終極驗收，Dave & Sharon 被 Peace Corps 的pick-up車放在 Sapu後，他們必須得靠自己回到首都，兩天之內，只能靠雙腳或是當地的交通工具，當然每個人都通過了這項驗收。

不出意外地，我們都同意這裡是舒服的環境。我這裡當然不用說，與出發前對非洲憧憬的原始簡窳天差地遠，無需掛礙食宿的優渥環境；Dave & Sharon夫婦也喜歡Sapu這個小村莊，環境單純，人口少，Host(房東)還提供午餐(常常不定時，但總會在2:00~5:00PM)、洗衣、警衛等服務，雖然只有小小太陽能板供電，也得親自去打水，但與其他同是Peace Corps的偏遠地區志工相比，已是莫大幸福。
至於獨身在偏遠村落的Peace Corps志工(一般情況，一村落只會有一個志工)，住在當地茅草屋中，僅容迴旋的狹窄環境，起行坐臥就在其中；生活起居得要自己打理，除了自己允諾的志工任務外，任何日常雜事亦得親力親為；物質資源相對稀少，最鄰近的可補充物資的城鎮，大概在三十公里之外，加上交通環境不佳，來回可能就得花費一天時間；水，就成了生活中不得不憂的重中之重，因為村落中居民眾多，用人力打水的速度不快，體力倒是一大耗損，排著長長的隊伍，九牛二虎地打滿水桶，還得自己提著沉重的水桶回住處，這時就不得不羨慕當地婦女小孩可以將二十公升的水桶頂在頭上走回家，甚至還可以中途停下聊天，而志工可沒這種功夫，一天能儲的水量相當有限，但生活中的用水之處可不少，舉凡飲用、烹飪、洗澡、如廁，生活條件之拮据由此可見。

談起當地人的工作態度，Dave & Sharon詫異於我們這麼短時間內就發現在甘比亞人民往往是計劃推行中的一大阻力，如果以我們的觀點來看，就是他們非常被動而且懶惰，這相當程度來自於其傳統價值觀與生活態度。Sharon說，在甘比亞很容易察覺人們掛在嘴邊的是：『That’s God’s willing』，這是一句無法反駁的話語，在如此的環境下養成了這樣的習慣，勢所當然，只是苦了來這裡推展合作發展計劃的外國組織。面對這種困境，我問Sharon這會否與宗教信仰，不過她斬釘截鐵地回應我：『這非關宗教，重點是態度』(It’s not about religion, it’s about attitude.)。對於『態度』此一外顯的社會文化表現，我無法同意更多了。我認同大多數人的看法：改變甘比亞人的行為，得從教育做起。讓他們有認同歐美強勢文明價值觀(實用、物質主義)的機會，培養對物慾的渴望，進而思考建構其人生目標的可能性。



最近開始省思或許自己對此地人與物的想法太偏重唯物與理性，對人民精神面向的了解根本不夠透徹？以自己一貫的思維模式來推敲此地人民，就好像問一輩子都在熱帶地區的人有沒有抓過企鵝。只是自己真能有足夠的時間與精力來理解文化衝擊與誤會所在嗎？我不抱樂觀的看法。
也或許慣常套用類似經濟學上理性選擇的概念：假設個體在其社會及文化中，對每一個項目皆進行成本效益評估、損益考量，必然會選擇最小阻力(最大誘因)的那條道路走；畢竟沒人會選擇沒有好處或對己不利的道路，在此地的外國協助機構也都想盡法子提供當地居民行為改變的實質利益與新價值認同的激勵，減輕變化過程的風險，保持機會成本上的正向回饋，然而，成效甚微，今日的甘比亞與三十年前相比，不同之處在那裡？產生了什麼本質上的變化嗎？難怪許多人會對非洲大陸灰心。在對甘比亞當地文化了解有限的情況下，思索要降低對新價值觀的風險認定與機會成本，激勵人們的內在動力，提高行為改變的可能效益，若僅有進行膚淺的物質條件評價，確實難收到什麼成果；每個待在甘比亞的NGO都明白得要調適自己熟悉當地民情狀態，深入了解文化與歷史，只是從社會條件到人類行為分析都難建立有效的模型，是觀點錯誤？存在難以自覺的盲點？亦或組織執行的無力化？如果有機會接觸在地的NGO，應該請教一番。

也或許甘比亞人民就真的只是比較原始罷了。因為受到的教育及啟發非常有限，他們的想法與行為就好像台灣人眼裡較缺乏教養的小孩子，退開一點想，有太多的行徑跟幼稚園及國小時期的我是沒什麼分別的，一樣的好逸惡勞，一樣的貪心，一樣的無賴，一樣的不明白禮義廉恥，只是他們有多少機會可以學習呢？如何有環境提供他們成為有教養的公民呢？動力與資源從何而來呢？